抗日时逃难来罗城而生根落户的人家

    1937年，日寇发动侵华的“七·七事变”，随即开展全面的侵华战争。1939年从海上登陆，侵入广东，很快侵占了珠三角。广州市及南海、顺德等县城的人纷纷向西逃跑，认为罗定比较安全而在罗城停留下来。逃来的人当中有大、中学校近10所。其余人员有机关人员、教职人员、工人、手工业者、店员、老板、医生、照相师傅，无职业居民等等，全部是讲白话的人，罗定人称他们为下海人。他们到来安定之后，即开始工作及谋生。大、中学校继续上课。他们中有的人办了皮鞋厂、照相馆、裁缝店、医务所、粤剧团、电影院等等，总之，大多是把在原地所操作的行业，来此再展现，务求解决家人生计。罗城虽是方园几十公里的物资集散中心，毕竟是小县城，没有太多的居住地，这么多人突然到来，真是有被挤爆的感觉。1944年8月，有一股日军从西江经罗定往广西窜犯，途经罗城逗留十余天，城内人除老人守家以外，其余人均往乡下躲避，日军在此期间，除了随便掠夺民众的财物外，还到处寻找“花姑娘” （年轻女子），有时放几发炮弹，以恐吓群众。事情过后，大家才感觉逃过了一场灾难。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在形势稳定下来后，逃难来的外地人，开始考虑回迁的问题了。从1945年冬至1946年夏，外地人基本回流完毕。罗城回复了原来的状态，但是令人觉得奇怪的是有10多户人家却没有回迁原地的打算，他们照样生活和工作。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继续留在此地呢？据分析并被后来的事实证实，主要的原因有3个方面：第一是工作业务开展顺利，比在原址时还要好。且在此几年，已有不少熟客及回头客，收入有所增加，如要回迁则要重起炉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二，来罗定后又育有儿女，一家人和睦相处，与邻居关系较好。第三，罗城治安相对较好，没有劫匪及黑社会势力。1949年末解放后的一段长时间，更是做到夜不闭户的程度。这些原因，使他们铁了心在此生根，成为真正的罗定人。现在他们的第三代都已长大成人并有安定的工作。下面就让我把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分述如下：崔冠（又名崔冠文）南海人。原是广州长城中学工作人员。抗日时学校迁来罗定随校而来。抗日后学校回迁，他在罗定谋生，不再回迁原籍。解放后一直在罗定人民戏院及电影院做票务工作。他育有四子均有成就：大儿子是国营厂退休工人，其余3子1个是云浮市副厅级领导，一个是肇庆港务局副局长，一个是罗定公安局政委。崔冠已离世，其妻健在，是退休工人，有满堂儿孙簇拥，乐享晚年。吴松石 顺德人，广州沦陷后，夫妻二人历尽艰辛来到罗定，初在伪政府谋得一份差事。不久放弃，自己在人民北路开设一间照相馆，取名“业余照相馆”。由于其在省城购得半旧的旋转摄影机一座，所有机关学校、团体集体相均由其包揽，业务蒸蒸日上。来罗定后夫妻二人育有6子1女。20世纪50年代，个体工商户要走集体化道路，照相业也归饮食公司领导。60年代公司把新街口至泽汇路口的一大段旧商店，拆建成一座大楼，把其中的一间三层楼作照相业，把各个体的照相馆集中起来，成为一间大型的“红光照相馆”，吸引一些青年人加入，吴松石等自然成为老师傅了。

    吴松石子女多，但只有2个儿子，继承其业。其余大多从事其他职业。改革开放后，允许个体经营，吴松石就在北区的住处开设“万紫千红照相馆”。带领其最小的儿子经营，儿子能独立操作后，才全权交其办理。他本人则夫妻2人每天必到浮绿茶楼饮茶，风雨不改。至90岁高龄才辞世。其儿女已各自立，儿孙的情况未详细了解。卢飞 南海人，来罗定后，因其有摄影方面的技术，故很快加入吴松石的影店，两人合作多年。后也加入红光照相馆。有儿孙后有房子在戏院路附近居住，以后因为有一子在肇庆工作，又随子在肇庆养老。叶逢生 番禺人，是中医生，来罗定时最初在旧商会旁（现北区罗城派出所对面）开业，后转到现北区居委会北边一间铺开业，门前挂起一个大牌上书“中医叶逢生诊所”几个大字。他育有三子二女，解放后儿女长大成人，有的在机关，有的在国营厂工作。至今其孙辈均已成家立业。谭和 三水人，逃来罗定时已有妻及4个子女。1944年日寇来罗定时被拉去作担夫，死于广西，现只查得其一个儿子谭炳，曾租住人民北路佰琴卢小楼旁一小屋，以摆香烟水果摊度日。现其子（即谭和之孙）谭之光把屋买下建成新的三层楼房，在屋内作店摆卖各类商品。赵康 新兴人，初来罗定时是金城鞋厂的制皮鞋工人。抗战胜利后，老板回迁原地，他与另一名工人把该厂承接下来，继续经营。所谓鞋厂，实际是一间商店，地点在土地巷口北边。开门就是工场，当时主要是量脚定做鞋。量好脚的大小后，由他把皮裁好，其妻车好鞋面，然后用锥子一锥锥地把它缝在鞋底上，再在约定时间让顾客试穿，有问题可以改，甚至重做。本人也曾让他定做过皮鞋及手枪皮套。50年代后大跃进开始，三年困难，又大讲阶级斗争，自始人人厉行节约，“海陆空鞋”通行了近20年。皮鞋从此式微，鞋厂也自然关闭了。冼全记 佛山人，来罗定时，在新街口租得一店开纸店，经营了一段较长时间，解放后经历过公私合营，后其两个儿子在百货公司得到安排。钟利南 肇庆人，钟表王，初来罗定时在罗城南门头现北区居委旁处开设利南钟表店，专修钟表。当时年纪已老。不久传艺给其子。店址也迁过几处，现在是传给了第三代，即由其孙在人民中路开专业店继续摆卖钟表兼修理。是罗城修理钟表最悠久且最专业的三代人。辛湛记 佛山人，来罗前已是专门制作及出售牙刷，到来后，在罗城南门头南记濑粉店北边，租一间矮小的店铺，专门经营牙刷，当时全城都只有猪毛牙刷，他的小店前，大书“佛山辛湛记牙刷”。他是一边制作，一边出售。当时牙刷柄是由动物骨骼制成，由工厂机器制造。手工制牙刷必须用手把猪鬃毛往小孔里塞，然后用帆线穿实，最后把毛剪齐整，才成一支牙刷，辛湛记就是这样一支支地把牙刷造好。店内经常只有他一个人在，边制边卖也用不了太多人。他本人个子不高、肥胖、笑容可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解放后仍在小店经营一段时间，以后牙刷由尼龙的代替，他便改为担杂货下农村零售。由于年事已老，不几年便停止，以后不再露面，听说全家定居在附近农村。以上这些都是抗日时广州及珠三角逃难来罗定而永久定居于罗城而查有实据的人家。据说不止这些人数，因我无法查到就以他们为代表吧。另外在珠三角的农村，还有不少人家，拖儿带女徒步逃走的，他们晓行夜宿，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罗定时，已身无分文，当时的国民政府也不管这些。为了不致饿死，他们中有些人只好把未成年的儿女卖给当地人。买人的家庭，、有的作为养女、童养媳，也有的作为奴婢。总之是为了增加劳动力，参加耕作及家务劳动。我的老家农村中也有两户人家买入两个女童作为养女，年龄在10岁左右。本人童年时，在家也要参加一些劳动的，由于是邻居，经常见面，冬天放牛时更会一班同龄人相聚而成为朋友。以后我往罗城读中学，继而参加革命工作，她们后来嫁往何处，我已不得而知。像她们这样的人，全罗定究竟有多少，没有政府部门加以调查，因而没有统计数字可查。我在过去与同志们下乡工作时，在附近农村中偶尔会碰到这样的人，但如果不交谈，你不会觉得她有任何特别之处，因为她们已是中年人，已嫁为人妇，且生儿育女，完全融入了当地。历史上民族的迁徙由来已久。如古时候西戎的东移、秦始皇三十三年大兵征服岭南，设三个郡，并把大量军民移人、明朝万历四年平定罗旁瑶乱设立罗定州，并把大量中原汉人移人百越、以及近代有一段时间国立的师范学校及医卫学校必须服从分配，致使这些毕业生就地成家立室等等。上述这些都属于正常的迁移。而由于日寇入侵而迁移这一次，是属于逃难、逃命的迁移。而过后又在罗定落地生根的人不但使整个历史灾难事件不能磨灭，而且给罗定人作出了贡献，我写《罗城旧事》更不能漏了这一笔。（关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