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中的袍泽情谊

——忆沈亦樵与李尚松、招炳炘的战友情

    九死一生袍泽情，陌路重逢不忍认。

    四道老泪半袖抹，淞沪抗倭心难平。

    我父亲沈亦樵与同乡李尚松、招炳炘（后改名招强）同属十九路军60师237团战士，我父亲是泗纶镇人，李尚松和招炳炘同为黎少横岗村人。在“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结下了不解的战友之情。

    儿时，我最爱听父亲讲打仗的故事，他经常给我讲述与招炳炘、李尚松在“一·二八”抗战中的经历。我听得最入迷，记忆最深刻的是他们在闸北八字桥、天通庵等地的激烈战斗。当年为有效抗击日寇，十九路军各部均组织了敢死队，我父亲和招炳炘都是敢死队成员。他们一个身手矫健善使“鬼头刀”，一个枪法神准善于点射毙敌。在一次拉锯战中，敢死队员越出战壕奋勇杀敌，我父亲手执“鬼头刀”冲锋在前，招炳炘紧握步枪跟随在后；我父亲奋力砍杀，连毙数敌如“砍瓜切菜”，招炳炘守护在侧连连击毙偷袭之敌。在敢死队员的冲杀下，敌军此次冲锋被彻底击溃。在回程中，我父亲诈死躺在靠近巷角的地上，待敌人的第二次冲锋，正与我军阵地激烈交火时，有七八个鬼子来到我父亲身边，其中两人离我父亲一尺之遥俯地架起机枪，准备向我军阵地射击。说时迟，那时快，我父一跃而起，“唰”“唰”两刀砍死了俯地的敌人正副机枪手。然后回身两刀，又砍伤身后的两个鬼子，其中一个肩挂少佐军衔。身边的三个鬼子掉转枪口，正准备向我父亲攻击，只听“乒”“乒”“乒”三声枪响，这三个鬼子应声见了阎王。我父趁机抽出身上的手榴弹，拉出绳弦扔在受伤的鬼子身上，转身朝巷子深处跑去，最后顺利撤回阵地。回来以后，我父才知道那三声枪响，击毙三个我父身边鬼子的，正是潜伏在不远处的招炳炘伯伯。他们是同乡，也是挚友，在“一·二八”抗战期间，他们总是相互照应，配合默契。我父亲冲锋在前，招伯伯就机智殿后，曾无数次救了我父亲的命，所以他们在战场上结下了一世的不解之缘。

    “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十九路军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却不受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待见，为避免十九路军与日军接触，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任命军长蔡廷锴为福建省主席。1933年11月，以国民党大员李济深、陈铭枢发起，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积极参与的抗日反蒋事变（史称闽变）爆发。因李、陈错判形势，不听蔡将军的劝阻，强行发动事变，致事变不到三个月即被蒋介石镇压失败，十九路军被整编裁撤。当时我父亲沈亦樵和李尚松同往洛阳，考入了中央军校洛阳分校，而招炳炘则辗转逃亡回到乡下，过上耕山种田的平民生活。

    军校毕业以后，我父亲和李尚松分别在国军任职，且随军步步升迁。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抗战老兵招炳炘按捺不住抗日杀敌的雄心，在乡里抽丁当兵之时，他主动顶替别人，仅收下二担稻谷的酬资，改名招强，加入了新兵队伍。前来招兵之人正巧是前十九路军旧部，一眼认出招炳炘，知道他是久经战阵的老兵，当即委任他为新兵领队。到部队以后，一经上报，即被编入第62军157师471旅940团特务连一排，任上等兵。

    全面抗战时期，三位曾共同浴血奋战在淞沪战场上的同乡，结下生死之谊的战友，又分别投入了各自不同的抗日战场。

    1938年3月，李尚松参加了台儿庄大战，这是抗战史上国军正面战场与日军交战最有名、最壮烈的一场战役，中国军队第22集团军122师与敌血战两昼夜，师长王铭章以下全部殉国，著名抗战英烈张自忠将军也参加了这场战役。

    1939年11月，我父沈亦樵参加了桂南会战，血战昆仑关，这是抗战史上国军与日军争夺最惨烈，双方投入兵力和伤亡人数最多，且最终国军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场会战。

    招炳炘在重新入伍以后，随护62军157师471旅940团团长李友庄，于1938年7月参与了“广东抗日第一战”，在南澳岛抗日血战。此战惨烈程度不必细说，只从双方实力对比，伤亡人数就可见一斑。我军940团一营营长吴耀波，率官兵160人，抗日民众自卫第四大队大队长洪之政，率自卫队员180人，南澳县自卫中队约30人，共计370人，抗击了日军1000多人的进攻，苦战旬余。最后日军陆海空三军并进，人数增至2000多人。我军殉国300人，最终弃岛退守陆地；日军阵亡500人，虽得岛而惨胜。因940团团长李友庄在海山岛指挥，招炳炘随特务连守护在侧，并未上南澳岛作战，否则或许虽建奇功而难免殉国。

    招炳炘参与过“广东抗日第一战”之后，跟随团长李友庄转战粤北一带，却成了团长李友庄的救命恩人。

    那是1939年12月中旬，日军攻克广州以后，沿粤汉铁路北犯粤军驻守的从化、清远、翁源、佛冈、英德、曲江一带。双方激战十数日，粤军驻守的“银盏坳”和“伯公坳”阵地数度易手，战事十分惨烈。一五七师奉命夺回日军攻占的“银盏坳”和“伯公坳”。李友庄率940团反攻“伯公坳”，而原守军一八六师已弃阵溃逃。当晚夜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李友庄不明情况，率特务连先头排前出刺探敌情。当时招炳炘随特务连先头排护卫在李友庄身边。行至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日军突然发起进攻，枪声大作、炮声隆隆，一发炮弹在李友庄身边爆炸，他顿时失去知觉，倒地不起。身边士兵死的死、伤的伤，而招炳炘却毫发未损。一群日本兵端着“三八大盖”向这边冲来，情况十分危急。招炳炘急中生智，抱起昏迷的李友庄，翻进弹坑，把旁边的尸体盖在二人身上，躲过了冲上来的日本鬼子的搜寻。待鬼子冲过去以后，招炳炘背起团长，跨沟过壑，翻山越岭，朝团部驻地跑去。半路上李友庄渐渐醒来，让招炳炘放下自己，但招炳炘不为所动，咬紧牙关，拼尽全力，一直把团长背到了驻地，自己也虚脱跌倒。这就是招炳炘火线勇救团长李友庄的经历，一时之间传为佳话，他也成了传奇人物。

    招炳炘的传奇人生，还体现在他“经大战而不死，历险境而尚存”的传奇色彩。那是1939年12月27日，招炳炘所在的特务连一排抢占尖峰山制高点的战斗。下午4时奉命出发，抄捷径奔袭两小时占领尖峰山。当晚日军放火烧山，熊熊烈火把整个尖峰山烧得寸草不剩。一排官兵利用岩石沟壑避过了火烧，无一伤亡。翌日，敌人以为尖峰山守军全部被火烧死，派十几人牵军犬搜山。一排将士在排长的带领下，一阵猛攻将敌全部歼灭。敌人如梦初醒，集中火力，猛攻尖峰山阵地。全排46名将士，缺食少水，在尖峰山死守二昼夜，以阵亡39人的代价，牵制住了敌人的大部队，为我军主力攻克“牛背脊”赢得了时间。招炳炘就是幸存的7人之一。

    这篇文章，着墨最多的是招炳炘。这，一是因为抗日英雄千千万，名将殊勋自有历史记载百家著述。那些草根英雄、平头士兵，是拼杀在第一线的死士。他们或壮烈牺牲，或默默无闻，也应该有人为他们著书立传，昭示后人。招炳炘正是我熟悉的、默默无闻的一员。二是因为招炳炘是我父亲战场上的救命恩人，生死之交，我敬重他；他儿子招国富教授和我是世交，我了解他。敬重则有心，了解则知情，他的事迹我有责任记述下来。

    抗战胜利以后，招炳炘解甲归田，沈亦樵和李尚松仍在国军服役。解放战争中，国军战败，李尚松随蒋军败退台湾，我父亲却留在了国内。

    文革期间招炳炘一介草民自然无人问津，我父亲曾任国民党军官也就受到了冲击，他被批斗、游街时绝不低头，游街时的步伐就象军人在操练。正因为这样，每次揪斗都被工纠民兵打到死去活来。曾有难友对我父亲说：“山顶桂（沈亦樵的乳名）你被打时要发出呻吟声或哭喊出来才不会有内伤的，你一声不哼流血不流泪，内伤谷爆肝肺死得快的。”父亲听了，笑笑而已。

    在1969年3月的一次大揪斗中，父亲的门牙被打断，眼角积着一大滩乌黑的血迹，双手被反捆在背后，绑在泗纶街骑楼的街柱上示众。招炳炘碰巧到泗纶街赶墟，看到我父亲的惨状，欲上前为我父亲抹血迹，父亲用眼神制止了他，提醒他不要过来，以免受到连累。看着昔日的生死战友难中仍为自己担忧，招炳炘的泪水不禁汹涌而出，最终咬牙掩面抹泪而去。之后，招炳炘常常偷偷前来看望我父亲，但我父亲依然将他当作陌路人一样。可是，每每这个时候，他们都是满面泪水，默默传递着平安的问候与祝愿。在那特殊的年代，两位生死忘年，只能四目相对，以泪洗面，但在战场上结下的情谊是不会受世态的炎凉所阻隔的。

    文革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海峡两岸的冰封开始解冻。1988年3月11日，从台湾回来探亲的李尚松回到了他和招炳炘的家乡黎少横岗村。闻讯以后，我父亲迫不及待地让我驾驶着“嘉陵”摩托车，载着他从泗纶镇前往探视。一路春风一路深情，一路期盼一路急切，我父亲几次问我：“到了没有？”“到了没有？”临近村口，远远看到李尚松和招炳炘二位老人站在路边迎接，可见三位老人的心情是一样的。见面以后，六目相对，老泪纵横，久久不能自拨。还是炳炘最先打破沉寂，他大声说：“我们都还活着，不死就是太公的保佑、上天的恩德！”随即三位老人放怀大笑，手拉手进入李尚松的屋里坐下。

    执手抚肩询近况，笑语欢言叙旧情。说着说着就谈到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细节过程，因为那是他们结下生死之缘最难忘的经历。

    尽管我已耳熟能详，但我仍听得津津有味。我父亲看着我认真的说：“你招伯伯是我的不死‘护身符’！”招炳炘忍不住笑着说：“你的衣服鞋袜棉被这些，说过两三次要留给我，结果你都食言了。”原来我父亲每次冲锋之前，都会对招炳炘说，我死后我的物品都留给你。李尚松接过我父亲的话，颇为不服地说：“山顶桂就是只知有炳炘佬，不知有我李尚松！”父亲接着说：“哪里哪里，我们两个是一攻一守，一刀一枪相得益彰，你却是孤胆英雄，独当一面。”说到这里，三人仰面哈哈大笑。李尚松接话说：“炳炘佬的枪法确实神准，名冠全团啦。他在练射击时，可以把一棵毛竹一节一节地打下来的。有神枪手保护，难怪你山顶桂一次次死不了。”

    三位老人意兴不减，侃侃而谈。在他们轻松的表情中，我却看到了波澜壮阔的抗日场景，他们九死一生的壮举，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民族悲歌。多年以后，父亲想起这一次相聚，感慨万千，随即吟作了开篇的那首诗。    

    这次老人的重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一·二八”战后三人各自经历不同，但坎坷人生峥嵘岁月都丝毫不减他们在十九路军时结下的深厚的同乡之情、袍泽之谊。

    虽然已过去了三十多年，每当忆起父亲与战友的这番相聚畅谈，我仍然心潮激荡。他们的音容笑貌、伟岸身躯历历在目，永远让我们肃然起敬！(沈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