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定故事（4）

担水食的日子

    “挑水”罗定叫“担水”，题中用“担水”是使本地人感觉更亲切。
    水和空气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在我国，自古以来，各朝代的地方统治者，都选择在江河及湖泊设立治所。主要因为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满足人们用水的需要；二是河流是水上运输的最有利条件；三是江河两岸都是风景优美之地，是人们劳作之后的绝妙休闲场所。许多早被历史上各级统治者选中的临水的治所，千百年后至今仍不迁移，且多数已发展成为大中城市了。
    罗定在元朝时县城是在今南永平处的，该处离河边较远，生活用水只靠井水。随着人口增加，用水困难，且没有城墙防守。到了明朝景泰五年，当时的统治者选择了北部靠河边处修筑城墙。顺民们也随之迁入城内。到了明朝嘉靖３２年时，形势需要设立商业街市了。所建的街道也大抵是沿河而建的。这样不论城里城外，取河水都十分方便了。河水虽方便任取，但时间一长人们又开始发愁了。因为罗城的地势相对于水边是较高的，不像广州长堤，涨潮时，水面距马路只一米左右。罗城在枯水期河水面与城中高处落差有十多二十米，几处取水埗头均有几十级步级，上完步级又要再走上坡路，一人挑一担水回家，中途要休息二三次。女人做人家的媳妇，如果无力挑水的就不受欢迎。以后人们又试着在城内挖井，发现井中的水非常清澈，于是挑来作日常使用。以后挖的井越来越多，但大多数在地势低处，有的甚至就在鱼塘边。当时城里的水井有：云龙书院（即郁南二中）门口一口；菁莪书院门口不远处一口；龙头岗塘角处一口；兴廉书院塘边一口；城外开元寺旁一口。这些井是向公众开放的，以菁莪书院门口的井最多人取用，人们不但用桶挑回家，且拿衣服等物来井边，就地使用。另外有些单位在自己范围内挖水井，如罗定师范，撷园（谭啟秀故居）礼拜堂、天主堂等，它们的井都在围墙之内，不向外人开放。解放后县公安局和看守所（当时监狱已迁往李家祠）于五十年代先后在自己单位内，开挖两口巨井，也不对外开放。
    上述罗城内的水井，井内的水并非真正的地下水，也就是说不是从岩层中涌出的，而是岩石面上的地表水。解放后，公安局及看守所打井时，我都亲眼看见。在最初挖下的二三米是泥土，有水渗出，到岩层以下，就由打石工人用铁凿操作了。但花了很多时间，向下打成一个二米多深的圆形石窝时，石层部分仍是干的。再用长钢钎往下撞击，又达二米多仍未见有水涌，只好停止。这就证明，罗城的岩石层并无地下水。只有泥土层有渗出。这个情况，在近年建房挖桩柱时常见。这层泥土，在天下雨时吸收了部分雨水。而人们日常生活的废水也弃之户外，部分也被土层吸收了。这些雨水及废水被储备起来，慢慢地向低处渗去，遇到水井就渗入井中。而靠近塘边的水井则大部分是塘水。这些地表水及塘水，都经过泥土及砂石的过滤才进入井中，所以肉眼看起来非常清澈的，也没什么异味。几十年前的漫长时间由于没有设备及机构对其进行化验，饮用对人体有无害处无人知晓，也没有人追究，所以不少居民，特别是离河边较远，或居住地势较高的人们，把井水作为日常的全部用水。不知从何时起，有人发现盛井水的水缸底有一层绿色的水垢，于是大家纷纷把饮的水和用的水分开，每家多有二个水缸，一个装河水，专门用来煮粥饭、漱口、洗面，有的连洗澡也用河水了。另一个缸装井水，用来洗衣服、喂牲畜、搞卫生、清理猪舍等。有的则把衣服被帐，统统拿到河边去洗。现在，除了菁莪书院门前的一个井仍存外，其余均已湮殁。
    下面说到挑河水的情况。
    罗城虽近河边，但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下去取水的，必须通过经修筑的埗头，这些埗头从上到下都用石块砌成步级，一直伸到河的深处，以便枯水期仍能站立石板上取水或洗涤，不至于跨入水深处而出现事故。到了石级顶，担水经过的地段，也用石块铺路到各小巷内，以免路滑。
    较完善的河埗有六个，依次是：
    北门埗头：出北门立即下石级，该处地势较陡，石级有几十级，中部砌有休息处。该埗头主要满足北角以及郁南二中一带的群众使用。
    大东门埗头：出大东门两个城门不远处即是。该埗头主要满足县府及学宫以南，礼拜堂以北的单位及群众使用。
    小东门埗头：从苏屋巷出小东门即直下埗头。该埗头主要供苏屋巷、高街、道前街以及南门头以北的单位及群众使用。
    高码头埗头：在原人民公园（现已不存在）靠河边处由两边数十级石级向下汇成Ｖ形，到底部成为一个埗头，现在仍可以看到存在的左边石级。该埗头供高街南端及黄屋一带群众使用。
    大埗头，又称大码头。是一个综合性的码头，规模较大，宽度约十多米，除供挑水洗涤之外，也供商船装货及卸货之用。挑水的人把水挑到码头顶后，分两路继续前进：右路穿过古榕树头再上石级，然后沿斜坡往前走，经阜康路进入人民北路；另一路经泽汇路、王屋分别上谷岗里入石鳌头一带，以及沿泽汇路前行至今镇政府及大新路以至雄镇路一带，解决整条人民中路人民南路的用水。
    石桥头埗头：在今石拱桥（又称一桥）立交的下层一条小路下河边，是上述各河埗头，地势最低的，供大新北路，劏狗巷，体育路一带群众使用。
    上述埗头，除大埗头兼商业用途而较宽外，其余的都只有１．５米的宽度（民国十八年前的街道也只有二米多宽），但都全部靠用红石板砌石级，平坦处也铺以红石条，以防打滑。老一辈人都会记得，解放后仍存的埗头，由于几百年来，千千万万担水人的践踏，其石级及铺石，均已有明显的磨损。足见这座古城经历的沧桑岁月。
    说到取水的方法，由于旧时生产工具落后，既无水车，更无水泵，唯一的方法就是肩挑。在居民住户，都设有一、二个大水缸，由家中体力强的人用水桶挑水。商店过去都是个体经营，店主的家人一般都住在店内，也有些店主的农村亲戚在县城读书，寄居店内，一般每店均有数人，所以大部分商店都是雇请炊事员（俗称伙头）一人。该伙头除一日三餐买菜煮饭外，其余许多时间都花在挑水上。由于每家每户，每店甚至单位、学校都是人工挑水，每当白天、天晴，各埗头挑水的人川流不息。在大东门、从埗头起经罗中及县府门前直至十字街，整条路都是湿漉漉的。至于大埠头就更不用说了。从早到晚既有担抬货物的搬运工人，又有大量的挑水男女，还有不少中年的大婶、年轻的姑娘，站在码头的底部，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卷起衣袖及裤腿，低着头，在洗衣服及被帐，有时传出欢声笑语。而从码头顶到大井头及王屋、谷岗里等马路及街巷中，路上总是象落过雨的，所以群众都称之为“水街”，没有人称什么“泽汇路”。此时如果有到对岸的塔脚村河边，往城区这边扫望，会发现一幅生动的活的风景画：沿河边，既有石壁、又有垂藤、既有公园又有古民居，既有城墙、大小城门，又有机关学校隐约地露在参天古木之中。在河中有大批的竹木排停靠，又有人拉的小木船在游动着。几个埗头不停地有人上上落落，最近有报道说，上海世博会的“清明上河图”长幅画卷，拟采用最新科技，使其人物活动起来，这当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我想，如果几十年前用摄象机器，在塔脚河边把上述景物拍成纪录影片，也许更为珍贵，因为它那图毕景是画的，而我们这儿的人物均是真实存在的、活生生的。两相比较谁更珍贵，不是不可以争论的。不过这已是后话，这些景物，千万载也不可能重现了。
    罗定解放后，人力担水的情形没有立即有改变，但由于人口急增，一些单位就各出招数了。例如有些单位雇请专门的挑水员，由一人至数人不等，报酬方面，有的按日计工钱，有按担（水桶担）计价。而公安局和看守所，则砌筑一个大水池，从在押犯中，挑选十多名罪行较轻且已判决的案犯，每人配水桶一担，由武装押解到大东门及小东门河边挑水供单位使用，数年后两家均挖了水井，只有厨房才用河水，列队挑水的间隔也相应延长。罗定师范学校，则更彻底，它把师生厨房及饭堂搬到河边去，也就是现在党校干部宿舍这个位置。基本摆脱了用水的困难局面。罗定中学也把厨房设在城墙外较低的位置，减少了劳动强度。１９５６年起，小商贩开始合作经营，饮食业也拼成几间大店，“永红”、“东风”等店就用一架手拉的木板车，上面放一个高大的木桶。拉到大埗头先由人用桶挑水到埗头顶倒入木桶中，盛满之后，再由一人前拉，两人后推，真是减轻了部分体力，也算是改革吧。
    随着城镇人口不断增加，用水压力加大，１９６４年县人民政府及罗城镇政府筹建自来水厂，１９６５年７月投产。从此，居民不需要到河里挑水了。但最初几年，自来水不供到住户，只在大街边设“酬水站”。因为当时镀锌水管要依靠进口，非常缺货，且价格昂贵。大部分居民用不起。“酬水站”大多设在大街两旁的巷口处，由一人看守并收费，居民要到水厂购买牌仔，然后早午晚三次开放的时候，用一分钱一个的牌仔，到水站去换取自来水一担（木桶，每担约七十市斤）。一分钱一担水，从没有提价，但有少数个别人则订制特大的水桶。未成年的小孩则一分钱取两半担，所以自来水虽然进城，在一般较长时间内，仍然要“担自来水食”。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产水管逐渐增多，引管入户才逐步完成，街边“酬水站”也完成历史任务。（作者：关哲）